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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轼
苏轼•《乐全先生文集》叙
孔北海志大而论高，功烈不见于世，然英伟豪杰之气，自为一时所宗。其论盛孝章、郗鸿豫书，慨然有烈丈夫之风。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，而开物成务之姿，综练名实之意，自见于言语。至《出师表》简而尽，直而不肆，大哉言乎，与《伊训》、《说命》相表里，非秦汉以来以事君为悦者所能至也。常恨二人之文，不见其全。今吾乐全先生张公安道，其庶几乎！
呜呼，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，久矣。言语非不工也，政事文学非不敏且博也，然至於临大事，鲜不忘其故，失其守者，其器小也。公为布衣，则颀然已有公辅之望。自少出仕，至老而归，未尝以言徇物，以色假人。虽对人主，必审而后言。毁誉不动，得丧若一，真孔子所谓大臣以道事君者。世远道散，虽志士仁人，或少贬以求用，公独以迈往之气，行正大之言，曰：“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。”上不求合于人主，故虽贵而不用，用而不尽。下不求合于士大夫，故悦公者寡，不悦公者众。然至言天下伟人，则必以公为首。公尽性知命，体乎自然，而行乎不得已，非蕲以文字名世者也。然自庆历以来讫元丰四十余年，所与人主论天下事，见于章疏者多矣，或用或不用，而皆本于礼义，合于人情，是非有考於前，而成败有验于后。及其他诗文，皆清远雄丽，读者可以想见其为人。信乎其有似于孔北海、诸葛孔明也。
轼年二十，以诸生见公成都，公一见待以国士，今三十余年，所以开发成就之者至矣，而轼终无所效尺寸于公者，独求其文集，手校而家藏之，且论其大略，以待后世之君子。（略有删节）
苏轼·《乐全先生文集》叙·苏轼·《乐全先生文集》叙·译文
孔融志向宏大而立论高远，功业在后世不见流传，然而他英俊豪迈的气度，自然而然地被当时的人们崇尚效仿。他所写的论盛孝章、郗鸿豫的书信，情绪激昂，有大丈夫的风范。诸葛孔明不凭借文章立名，然而他通晓万物之理并按这道理行事而成就大事的气势，考查一个人的名望与实际是否相符的作风，都从他的言语之中表现出来了。至于《出师表》，语言简明而表意详尽，直率而不放纵，真是大学问家的言论，与《伊训》、《说命》相一致，不是秦汉以来那些以博取君王欢心为乐的人能够达到的。我常常遗憾这两个人的文章不能见到完整的。现在，我的先生张安道跟他们也差不多吧。
唉，读书人不把天下大事作为自己的责任已经很久了。他们在言语方面并非没有功力，在政事文学方面也不是不敏捷而且广博，然而一旦面临大事，很少有人不忘记自己的秉性，甚至失去平日所坚持的信仰，这些人的气度是狭小的。张公还是一介平民的时候，就有了朝中三公辅相一样的极高声望。从年轻时做官，到老了退休，不曾用言语屈从奉承过别人，用奴颜媚色阿谀过别人。即使面对皇帝，也一定要考虑再三后才发言。毁谤和赞誉改变不了他，名利得失一样坦然面对，真正是孔子所说的用道义侍奉君王的大臣。时代久远了，古之道义不复存在了，即使是仁人志士，有的人也要降低自己的品格来求得官职。只有张公凭借一往无前的气概，发表正直高尚的言论，说：“被任用就尽力去做，被舍弃就归隐藏身。”张公对上不追求符合皇帝的心意，因此虽然声望很高却不被任用，即使被任用也不可能充分发挥他的才智。对下不追求符合士大夫的心意，所以喜欢他的人少而讨厌他的人多。然而说到天下的伟人，人们就一定推张公为第一人。张公尽量展其本性，顺应天命，本其自然，凡事到非行不可的时候才去做，并不是想凭借文章显名于世。然而从庆历以来直到元丰年间的四十余年，他和皇帝议论天下大事，体现在奏章中的就有很多。有时候被采纳，有时候不被采纳，但他的议论都是从礼义出发，合乎人情，判断是非都用前人的事实作依据，他立论所言及的得失都被后人一一验证了。他的其他诗文，都清远雄丽，读文章的人能够从中想象到他的为人。相信他的确与孔融、诸葛亮有相似之处啊。
我二十岁的那年，凭借弟子的身份在成都见到张公，张公一看见我，就把我当成国中才俊对待。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，先生为启发我、培养我所付出的一切太多了，然而我始终没有对张公有一点点报效，唯有找到他的文集，亲自抄写，在家中珍藏，并且作此序概括先生所著的大致情况，来等待后世的人们去读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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